“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這場關乎民族存亡的殊死搏斗中，無數中華兒女前赴后繼。中山既有熱血兒女奔赴戰(zhàn)場浴血奮戰(zhàn)，也有一批文化界人士懷揣家國情懷，以不同的形式，筑起抵御外侮的精神長城。
回望歷史，黃苗子與妻子郁風用文字傳遞星火，鄭君里用鏡頭記錄民族魂，蕭友梅用音樂教育守護文化血脈，阮章競用詩句點燃抗戰(zhàn)士氣……他們的實踐，既彰顯了中山文化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也為中山乃至中國抗戰(zhàn)歷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記憶。
黃苗子：“我們的筆，就是我們的槍；我們的紙，就是我們的戰(zhàn)場”
中山西區(qū)長洲的黃氏家族，自明清以來便是嶺南望族。黃苗子（1913-2012），原名黃祖耀，自幼浸潤于書香門第，卻不幸在青年時代遇上了家國破碎的亂世。這位后來成為著名書法家、漫畫家、美術史論家、美術評論家、作家的文化人，在抗戰(zhàn)初期毅然選擇將自己的筆桿變成“武器”，投入到文化救亡運動中。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當時身處上海的黃苗子，迅速投身于文化界的抗戰(zhàn)洪流。他與夏衍、茅盾等文化界同仁一道，積極參與抗日宣傳刊物的編撰工作，以犀利的文字、生動的漫畫揭露日軍的侵略暴行，呼吁民眾團結抗日?？箲?zhàn)期間，黃苗子先后在上海、廣州、香港等地參與創(chuàng)辦《救亡日報》等刊物，黃苗子以辛辣幽默的文風抨擊漢奸賣國賊，鼓舞民眾的抗戰(zhàn)士氣，在東南沿海地區(qū)產生了廣泛影響。
作為中華全國漫畫作家協會戰(zhàn)時工作委員會委員，黃苗子積極用漫畫開展抗日宣傳。1940年2月7日，黃苗子在香港《大公報》發(fā)表《三年來的抗戰(zhàn)漫畫》，對抗戰(zhàn)的中國漫畫進行總結，為今天人們了解當時的歷史脈絡留下了一份珍貴資料。
1941年香港淪陷后，黃苗子與妻子郁風（原籍浙江富陽，著名作家郁達夫侄女）被迫輾轉至桂林、重慶等地。即便在顛沛流離的歲月里，他們的文化抗戰(zhàn)也未停歇。在重慶期間，黃苗子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繼續(xù)編撰抗日刊物，創(chuàng)作了大量散文、雜文，真實記錄了抗戰(zhàn)時期文化工作者的艱難處境與不屈精神。
黃苗子作品（相關素材來源：中國美術家網）
鄭君里：用鏡頭記錄民族魂，“一江春水”映照抗戰(zhàn)史詩
鄭君里（1911-1969），祖籍中山市三鄉(xiāng)鎮(zhèn)。曾參演20多部影片及話劇。抗戰(zhàn)期間參與拍攝紀錄片《民族萬歲》，執(zhí)導《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影片。
1939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委托中國電影制片廠拍攝一部反映民族團結的紀錄片，鄭君里主動請纓擔任導演。當時他剛從海外考察歸來，帶回了先進的紀錄片拍攝理念。面對“如何展現多民族抗戰(zhàn)”這一命題，鄭君里提出，不僅要記錄他們的戰(zhàn)斗，更要呈現他們的文化——“正是這多元一體的文明，構成了我們抗戰(zhàn)的底氣?！?/p>
1939年起，鄭君里帶領攝制團隊行程數萬里，深入內蒙古、甘肅、青海、四川、云南等地，拍攝少數民族支援抗戰(zhàn)的場景。這段拍攝歷程充滿了艱辛與危險。當時西北多地處于日軍封鎖的邊緣，鄭君里團隊時常遭遇日軍偵察機的騷擾，甚至在內蒙古草原上與潰散的日軍散兵擦肩而過。但他們始終堅持拍攝，歷時一年多，足跡遍布滿、蒙、藏、回、苗、彝等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區(qū)，用鏡頭記錄下少數民族同胞支援抗戰(zhàn)的感人場景——蒙古族牧民趕著牛羊為前線送糧，藏族僧侶組織醫(yī)療隊奔赴戰(zhàn)場，彝族土司帶領青壯年加入抗日游擊隊……這些畫面，不僅展現了各民族“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民族精神，更打破了當時部分人對少數民族的誤解，證明了中華民族在抗戰(zhàn)中的整體性與凝聚力。
《民族萬歲》上映后，引發(fā)強烈反響。當時的《新華日報》評價道：“這部影片讓我們看到，抗戰(zhàn)不僅是漢人的抗戰(zhàn)，更是全民族的抗戰(zhàn)；每一個少數民族同胞，都是抗戰(zhàn)陣營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贝撕?，《民族萬歲》在全國多地巡回放映，甚至通過地下渠道傳入淪陷區(qū)，成為鼓舞民眾斗志的重要精神食糧。
抗戰(zhàn)勝利后，鄭君里并未停止對這段歷史的回望。1947年，他執(zhí)導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上映，這部影片以一個普通家庭在抗戰(zhàn)中的悲歡離合為主線，串聯起上海淪陷、重慶大轟炸、后方腐敗等多個抗戰(zhàn)時期的重要歷史場景，生動展現了中國人民在抗戰(zhàn)中的苦難與堅守。評論家柯靈在《談〈一江春水向東流〉》一文中評價道：“這部電影不僅是一部藝術杰作，更是一部‘抗日戰(zhàn)爭的編年史’，它讓我們在光影中重溫了那段悲壯的歷史，也讓我們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
鄭君里用鏡頭為抗戰(zhàn)立傳，他的作品不僅記錄了歷史，更塑造了民族的集體記憶。作為中山籍的電影藝術家，他將個人的藝術追求與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用電影藝術為抗戰(zhàn)勝利作出了獨特貢獻。
鄭君里電影作品：《一江春水向東流》（相關素材來源：中國電影網）
蕭友梅：嚴拒奴化教育，“中國現代音樂之父”的戰(zhàn)時育才路
蕭友梅（1884-1940）是中國現代音樂教育的奠基人。祖籍中山大涌南文村，出生于中山石岐。他與音樂教育的緣分，始于20世紀初。早年，蕭友梅留學日本、德國，系統學習西方音樂理論與教育體系，回國后先后在北京大學、上海國立音樂學院（國立音專前身）任教，是中國第一所專業(yè)音樂院校的主要創(chuàng)辦者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不久，國立音專成立抗日救國會，蕭友梅率師生為抗日義勇軍募捐，還為義勇軍創(chuàng)作了《從軍歌》，傳唱一時。1937年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時，蕭友梅擔任國立音專校長，當時學校位于上海，正處于日軍侵略的前沿地帶。日軍占領上海后，多次要求國立音?！案慕M”，推行奴化教育。蕭友梅堅決拒絕，他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誓：“吾校為中國音樂教育之根基，寧可為戰(zhàn)火所毀，不可為奴化所污！”
為了保護學校和師生，蕭友梅決定將國立音專遷往后方。據資料記載，1938年，蕭友梅帶領全校師生分批從上海出發(fā)，經浙江、江西、湖南等地輾轉至重慶。這段遷徙之路異常艱難，師生們不僅要躲避日軍的轟炸，還要克服糧食短缺、疾病蔓延等困難。蕭友梅作為校長，始終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他將自己的衣物、書籍變賣，補貼學校經費，甚至在途中感染瘧疾，仍堅持指揮遷徙工作。最終，在他的帶領下，國立音專的大部分師生安全抵達重慶，學校在重慶青木關重新開學。
在重慶的日子里，國立音專的辦學條件極為艱苦。沒有固定的校舍，只能借用當地的寺廟、祠堂上課；沒有像樣的樂器，師生們就用木板制作簡易的琴鍵，用陶土燒制簡陋的陶笛；沒有充足的樂譜，蕭友梅就親自手抄樂譜，分發(fā)給學生。即便如此，蕭友梅仍堅持“音樂教育為抗戰(zhàn)服務”的理念，對課程設置進行調整，增加了抗戰(zhàn)音樂創(chuàng)作、群眾歌曲指揮等課程，培養(yǎng)學生用音樂服務抗戰(zhàn)的能力。
蕭友梅在戰(zhàn)時的音樂教育實踐，不僅為中國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的音樂人才，更通過音樂傳遞了抗戰(zhàn)精神。據記載，國立音專的師生們經常組成抗日音樂宣傳隊，深入重慶周邊的鄉(xiāng)村、工廠、軍營演出，他們演唱的歌曲，常常讓聽眾熱淚盈眶，有的青年在聽完演出后，毅然報名參軍，奔赴前線。
1940年，蕭友梅因積勞成疾去世，享年56歲。他在臨終前仍囑咐師生，音樂是民族的靈魂，只要音樂不亡，民族就不會亡。“望諸君繼續(xù)以音樂為武器，為抗戰(zhàn)勝利奮斗到底。”
蕭友梅音樂作品：《五四紀念愛國歌》（相關素材來源嗶哩嗶哩網站）
阮章競：太行山下的“戰(zhàn)歌詩人”，用詩句點燃抗戰(zhàn)士氣
在中山籍的抗戰(zhàn)文化人中，阮章競（1914-2000）是一位以詩歌為“號角”的戰(zhàn)士。阮章競出生于中山沙溪一個貧寒家庭，只上了4年小學，而后一直刻苦自學。他13歲當徒工，20歲失業(yè)，隨即到上海，開始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1934年發(fā)表第一部小說《割稻的故事》。1936年6月參加革命，193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阮章競曾任八路軍太行山劇團團長、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副秘書長、中國作協黨組成員、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主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北京作家協會主席等職。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中，阮章競寫下了大量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小說、詩歌、散文、歌劇、話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
初到太行山時，阮章競對根據地的生活并不熟悉，但他很快放下“文化人”的架子，與農民、士兵同吃同?。核r民一起下地勞作，聽他們講述被日軍侵略的苦難經歷；他跟著八路軍戰(zhàn)士一起行軍、站崗，親眼目睹戰(zhàn)士們在艱苦的條件下與日軍浴血奮戰(zhàn)。這些真實的經歷，成為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源泉。
阮章競既多才多藝又虛心好學、刻苦鉆研，是位高產的作家，著作數量多、范圍廣。僅在太行時期，他的話劇作品有《轉變》《未熟的莊稼》《和尚嶺》等，歌劇有《赤葉河》《民族的光榮》《紅星旗下》等，戲劇作品有《糠菜夫妻》《反對慕尼黑協定》《反對皖南事變》等。他不追求華麗的辭藻，而是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語言進行創(chuàng)作，讓作品朗朗上口、易于傳播。
1938年6月，桂濤聲與冼星海創(chuàng)作了歌曲《在太行山上》，冼星海托人將歌曲轉給了阮章競。阮章競立即組織太行山劇團排練，同年8月在太行地區(qū)首次公演。這首歌由此迅速傳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成為在八路軍和全國抗戰(zhàn)軍民中廣為流傳的戰(zhàn)歌。阮章競1941年任太行山劇團總團團長，他創(chuàng)作的團歌《我們誕生在太行山上》同樣振奮人心。
此外，阮章競還擅長用繪畫服務抗戰(zhàn)。他利用自己的繪畫特長，在根據地的墻壁上繪制抗日壁畫，這些壁畫大多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軍民團結抗戰(zhàn)”為主題，色彩鮮艷、形象生動，深受根據地人民的喜愛。
抗戰(zhàn)勝利后，阮章競仍長期在北方工作，但始終與家鄉(xiāng)保持聯系。茅盾先生曾專門賦詩一首送給阮章競：“漳河水唱翻身調，出塞新詩頌有成，指點江山抽彩筆，阮郎風骨劇崢嶸?！?/p>
阮章競長篇敘事詩：《漳河水》（相關素材來源：百度百科）
編輯? 周振捷 二審 韋多加? 三審 林志強
